谨以此篇献给漂泊在外的游子们

　　(一)

　　九月末的一个下午，晴。一个人呆在家里无聊，拿起了电话找朋友打牌。一连拨了几个号，都说“忙着呢，别烦我”。无奈只好上街逛逛。街上车水马龙，各家商场前树满了国旗，迎接五十周年国庆。走着走着，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哥，蹲在路边抽着闷烟，正好上去借个火。“老哥，借个火。”“呦，HILLTON呀，档次够高的。”“唉，凑合着抽吧。”我答道。“老哥是下岗了吧，在这儿等着再就业呢。”“下岗？我这个职业还不至于。”他一脸诡笑。“那您是......”我纳闷地问道。“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。不泄天机，只解危机。小老弟要不要占一卦？”原来是个看相的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就那他解解闷吧。“好吧，您受累给我看看，不过不准我可不给钱。”“行。”他很有把握的答着。

　　看相的掏出了眼镜戴上，抓过了我的手，又看又摸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这要是碰到个美女，那便宜可占大了，算的准不准不说，先落着“实惠”。看相的问：“年龄？”我说：“二十三。”看相的问：“血型？”我说：“嘿，您老还挺新潮。A型。”看相的笑了笑，又问：“星座？”我差点儿坐下，忙说：“巨蟹。您还问不问幸运数字，颜色什么的。”看相的说：“那倒不用，学历？”我说：“大本。”看相的看了看我，笑了笑说：“小老弟，恭喜你。”我忙问：“怎么了？我明儿要中巨奖吗？”看相的说：“那倒不是。你是我看过的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，可不包括买来的证呀。今天免费送你一卦。”那倒省事了，反正我也没打算给钱。我说：“谢谢您了。我想问问我多大结婚。”看相的又看了看我的手，想了一会儿，随即皱了皱眉说：“情况不太好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我有艾滋病吗？”看相的说：“你有没有艾滋病得去医院问，那是后话。我看出你这一生结不了婚。你命犯天煞孤星，无伴终老......”“得得得，您这一说我成华英雄了。”“你和华英雄不一样。十万个人中出一个华英雄，一万个华英雄中出一个你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那全国十二亿人就剩我一个光棍呗。您可别看我头发留得长，就往郑伊健那算呀。”“信不信由你。不灵你砸我的卦摊。”“嘿，您这话有水平，有层次。我看您这儿有卦没摊呀。要砸还得直接砸您，回头我再弄个两三年有期徒刑，我可犯不着。就算我信了，那您说有没有解救的方法？”“多做善事，必有好抱。”“好吧，那就再见了，您老忙着吧。”“再见，哪天你结婚了，拿着证来砸我的卦摊，只要没有公安局的和税务局的在这儿转悠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”“行了，别提您那卦摊了。”我无心逛街，径自回家了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我转念一想，那个看相的不会是练法轮功的吧，那玩意儿祸国殃民，今后还是少招惹。

　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年底，澳门也回归祖国了，全国人民都欢天喜地，热烈庆祝。我还是待业在家，成天打牌，喝酒度日，也没有女朋友。我总在安慰自己，我生命中的那个她正在某个地方等着我，我喝酒时，她也举起杯。可我不能总在家中虚度，家人不能养我一辈子，我得去先找个工作，然后是女朋友。现在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比找女朋友容易。不是给的少，就是歇的少。迎着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，我辞别了家人和朋友，踏上了开外南方某市的列车，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。

　　下了车，眼前是一个新奇的世界，街灯繁华，行人匆匆，好像每一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唯独我在漫无目的的闲逛，与世界两个节奏。走着走着，看到一个巨型广告牌，广告牌底下贴满了寻职的小广告。我走上前仔细地看着。“晨星！”“李晨星！”我扬起头，环顾四周，尽是陌生的脸。“嘿，刚几年不见就不认识了。”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走上前，拍了拍我的肩。“你是......，阿萱。”“对嘛，好歹我们也好过。我就说你不会忘了我嘛。”“可你怎么在这儿呢？”“我还要问你呢。大学毕业，不回家找个外企捞点钱，这么远来这干什么？”阿萱不解的问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她又开了口：“先别说那么多了，你肯定还没找到住处吧，去我家吧。”说着，她抢过了我的行李，拉着我就走。她问了问以前的朋友的事，我含糊地答着。突然她告诉我她结婚了，在去年春天。我身子一怔，拉住她说：“阿萱，其实我已经找到住处了，是一个大学同学的姑姑家。我想我还是去那儿吧。”“几年不见，还是这么不会撒谎，我知道你是怕我老公误会。你放心，结婚前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的事。好在我们没有过“超友谊的关系”，他都谅解了。他很开通的，你就放心住在我那儿吧。”当晚，我见到了阿萱的老公,姓何，三十来岁，公司职员，一般人，有点儿胖，说话很慢，不过倒是个酒中知己。于是，我就在阿萱家里暂时住下了。

　　这里的工作也不好找。我白天出去找工作，晚上回来给一家报社写东西。凭着在大学通讯社练就的文笔，混点儿稿费，给阿萱的老公买烟买酒，隔三差五地与阿萱的邻居凑成一桌麻将，赢点儿零花钱。一个月后，工作没找着，倒是成了那家报社的专栏作家，有了较固定的微薄收入。